【露中】《我战争年代的手记以及已经逝去的故事》

※本家提到过二/战时期及冷/战时期的俄/罗/斯也是伊万·布拉金斯基。

1941年,那时候我住在北极村,在战乱中被安置躲避。除去偶尔会有的远方的爆炸声,这里简直就是一个世外桃源。

我的工作很简单,像个村民一样生活,打猎,捕鱼。我只需要假装适应了这个已经延续了一百年的战争时期,不再去想我本应该担负的沉重的责任——那是上司给我的任务,就我个人来讲,我可能做不到。

你说,我怎么能放下他们,几亿的人民,他们的呼喊声在睡梦中如铁马冰河碾过我的良知。

每一日清晨我起来更衣,都会发现身上都会有新的伤痕,或深或浅,却比任何一个时期的都要疼痛。或许是没有一个朝代的战争和暴乱能凝结如此多的华夏冤魂与血耻。

我有时会哭泣,就躲在那个遥远的遥远的山头,趁着伐木的功夫瞪大眼睛流泪。原谅我无法喊出为大江南北的家人所打抱不平的口号,我只会望着山脚下的村子和村前的那堆雪。

但是,除了我入梦沉思和黯然伤神——我管它叫黯然伤神,是因为我本该没有眼泪,除了这两个时刻,我就只是离我的儿女我的家人最远的年轻人王耀,一个北极村中的新住户。

1月份,北极村的气温降到最低点,湖面都已结冰,结实厚重。对于我们来说,一个头疼的的季节来到了。

我把自己裹得更加严实些,手持冰镐,挎着一捆麻绳推开了自己暖和木屋吱呀作响的门。迎面就呛了一口冷风,我不由得连连咳嗽。我一手给自己捶着背,一手揉揉眼角憋出的一点生理盐水。“今年怎么这么冷…”

我的冰镐随手砸了门口清扫出来的雪堆,雪花四散开平铺了一地。

然后我听到了那个软绵绵地声音,却像是北风一样冷冰冰地,说着生硬的中文“你好,这里是北极村吗?”

我捡起冰镐,看清了这个高大的外国人。好家伙,他的围巾几乎是缠上了七八圈。“是村子没错,你是…?”北极村有着中国界碑,我有些怀疑他是从苏联偷渡过来的。如果是那样,我不得防备些,这年头不知道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我是Иван Брагински(伊万·布拉金斯基)。”他看上去有些开心,伸出他冻得发红并且有些结霜的大手。我犹豫一下握了上去,隔着工作手套我能感受到他的温度,的确是带着北方国家的冰凉。“…好吧, Брагински。我是王耀。”

那时候我还没有和苏/联做过多的接触,我只记得隔壁那个寒冬赐予的国家的精神体的背影,我连他的名字都还不知道。我想,那应该是我们作为人类身份彼此第一次交流。而我在得知真相后绝不想有第二次。

我把他请进屋,取消了当天打渔的日程,打算招待一下这位来路不明的客人。在我们喝茶的片刻间,他娓娓而道明来因。

“这么说来,你是从前线一路跑到这里的?”我喝着热茶,在这极少数的好天气里脱下了身上厚重的皮衣。他点点头,好像没有做了一个逃兵的自觉。

我不该去管分外的事情,但是心底的委屈和压抑叫嚣着让我出手,于是我在我们刚见面不到十分钟的时候出拳打了他。

“王…?”他捂住脸十分吃惊地看我。

然而我不能说什么,因为我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村民,住在离我的辽东我的淮南我的陕北我的江西最遥远的地方。只是因为这样,我就不该表现出自己因为无法与人民并肩作战而带来的痛苦和无力感。但是他,一个苏/联/人,居然在该为祖国献身的时刻退缩了。我不仅想揍他的脸,还想要把他扔到雪地里去,用江水洗刷他怯懦的灵魂。

我们沉默地对视,直到他伸手抱住我。“您这是干什么?”这次轮到我来惊讶了,我没有推开,贴在他冷得刺骨的大衣上打着寒颤。

“我知道您的苦衷…”他扶着我的肩膀,晌久才说出这么一句话来。顿时我的脑袋像要炸了一般,五味杂陈与七荤六素并交,好像是几百年前喝过的英国汤。这时候我该说些什么?像是“我不明白您在讲什么”,还是“你究竟是什么人”。或者说我想多了,那只是客套话,而他本人并不知道我的心思?

我抖了抖肩膀,他就把扣在我肩上的手指拿了下去,但还是用他那双灰眸子注视着我,透过柴火噼里啪啦的烟雾和我扶着额头的手。“您是不会懂的,”我字斟句酌地拿捏着回答,“您是一个逃兵,不会懂的。”我或多或少地表现了一些愤慨,做了几千年心如止水的老妖怪,我有时候也该怒吼一声,尤其是在这场宏大的战争舞台上,我只能做龙,宁死不为檐下犬。

“您该试想,不仅仅是您一个人会有这样的境遇…这样会好的多。”伊万·布拉金斯基点着头,自顾自地开了一瓶酒。

“是这样没错,那您能先放下我的白酒吗?从集市上能换到它很不容易。我足足打了两个月的哲罗鲑。”我低头修理着自己的那捆渔网,把抢回酒的欲望压到最低。

“抱歉,我以为这是可以喝的。”他耸耸肩,手上的动作却不停,还是很够意思地给我也倒了一杯,“不过哲罗鲑这种鱼,我很会打。在伏尔加河经常能见到它,勒拿河也会有。”

他开启了话头,我们从哲罗鲑开始,一直聊到远东局势。他作为一个外国人,甚至说只是一名普通的士兵(并且还不具有最基本的军人素养),居然对我的国家如此了解,这是既令我惊喜又令我担忧的。

那天开始,全村人都知道来了一个新住户,他来自苏联,却又会讲汉语,并且和村中的年轻人王耀关系很亲近——谁让我是第一个认识他的人呢,从那以后他就一直跟在我附近,我们一同劳作,一同休憩。

有一天傍晚,我们收了网回家,天色早已暗下去,屋里的柴火却刚刚生起,燃地正旺。我只感觉到满心的欢喜,却不知这感情从何而来,因为那天我们并没有太多收获,一条鱼也没有打到,只是砍了些柴火,半路上捡回一只将要冻死的狐狸幼崽。

伊万见我笑了,过来摸摸我的头发,“怎么这么开心?”我摇摇头,“有时候就是开心,没有什么原因。”

由于我真正身份的工作性质,我的房间里总是挂着一本万年历。我把固定雪橇的栓子挂在墙上,顺手翻了翻当天的日期。3月1日。三日后日我收到了宗仁发来的电报——从几百里外的地下哨所运过来的消息——豫南会战我们胜了。我当即知道那开心不是无缘由得了,中午的时候开了一瓶白干同伊万分享,他有点受宠若惊,抓紧机会喝了我三大瓶,而事后我从床上醒过来才发现是我先倒了,那个俄国人的酒量真他妈好。

4月刚到,伊万就开始打包东西,我问他急着去哪里,他只说是要回国,我打趣他良心发现终于要报效祖国去了,内心却难免有些说不出地空落落,这样一个能说上话的陪伴了自己几个月的人终于也是要离开了。

在他走后的第九天,也就是4月13日,我收到了加急电报,说是苏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我心中暗骂这个邻居坐山观虎斗的残忍,又痛恨同是有共产阶级的国家它却放弃支援反而做些与资本主义老牌帝国们一样的举动。

他离开之后,我不时会收到加急电报,通报的无非都是各市沦陷的事情。我急在心上念在嘴上,偏偏还不能对国民政府指手画脚那么一下。我经常会不解,如果我的职责就是坐在温柔乡里过普通人的生活,为什么还要拿这些我爱莫能助却心急如焚的事情来惊扰我。

每当我有这些愁苦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那个俄国人伊万·布拉金斯基,我们相处的那段日子里我也会多少讲给他外面的局势听,发几句牢骚再谈一些看法。我一面小心翼翼地不暴露我是中/国的意识体,一面畅所欲言着那些苦恼,只不过我把它们转换成一种看起来更像是唠家常的语气。他也习惯了倾听,并且还会做出一些精当的判断。他的思维缜密,见解独到,如果放在苏联,我想他该是一个不错的指挥官。可惜的是他当了一名逃兵。

不过我可以理解普通人类的心理,他们的生命只有一次。当战争来临,如果没有达到为民族为家园甚至为人类的生存而付出代价的境界,就只能凭借着为自己的生存而着想的心态去逃避了。或小或大的说,都是为了生存嘛,只不过我们关心的点不同罢了。

5月份我恢复了日理万机的状态,我的生活区域从北极村转移到了地下哨所。上司似乎是觉得我是时候出现在国际上了,我开始每天接受从祖国各地发来的战报捷讯以及从上海转发来的国际消息。

5月27日我得知美国要给西方前线提供补给,阿尔弗雷德亲自给我写信说要做好准备接受更严峻的挑战,因为他即将要对亚瑟实施援助,而我这边不会有过多的人力物力来支持。我又变成了孤身一人,但是我反而觉得有种奇异的自由感。我要让菊和所有侵略者知道我是谁,我代表着什么,以及我的过去和未来。

从后来德国给苏联下战书——这两个国家开始了几年的血拼,伏尔加的血流成了另一条河,我不知道哲罗鲑在那里活的还好不好——一直到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正式参战,我第一次见到阿尔弗雷德在会议桌上震怒的表情。

《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发布的会议上我见到了那个逃兵的身影,一闪即逝,不过我确信他看到了我。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伊万·布拉金斯基。而我当时迫切地想要再见到那个人类。

【第一部分完】

战争还没过去多久,我用肉眼仍能见到硝烟在国家的伤口上弥漫。我又回到了北极村,拖着满身的伤痛去修养。我和新的上司说,我不愿意参加国事,你放我回去休息些日子吧。

我在村里的日子过得很平静,唯一令我头疼的就是苏联。因为那还是他们出手相助却又弃我们不顾的年代。

那时候中苏关系比较紧张,苏联的巡逻机常常嗡嗡叫着低空盘旋,我方的巡逻艇也常在黑龙江上徘徊。不过两国的百姓却是友好的,我们到江边洗衣服或是捕鱼,如果看见界河那侧的江面上有小船驶过,而那船头又站着人的话,他们就会和我们招手,我们也会和他们招手。*

我时常眺望依格那思依诺,那个村子和我们隔着界江,我既欢喜也担忧。然后我惊醒在迷茫的思考中,胸膛清晰地回荡着几十年前的情感,我那时候是为了什么而半喜半忧地?恐怕是那个苏联人,尽管我记不得是因为什么事情了。

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向过往的船只挥手问好,就像我平时做的那样。可是苏联的渔船上传来一个不大和谐的声音,清脆嘹亮地划过我的国土我的身体和我的思想。“你好!我是布拉金斯基!伊万·布拉金斯基!”

我看到一个年轻人跳下水,义无反顾地企图从岸边登陆。我阻止了一边要射击的边防军人,把他拉了上来。

他没有老,甚至没有一丝变化。当然我也是这样。我顿时明白了他究竟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为什么要走?或者说,回来了又要走?”我看着他脱下大衣放在我的壁炉前烘着。

“我不知道为什么,耀。”他无奈地告诉我。“有些事我开心就去做,而有时候开心没有为什么。”他冲我眨眨眼睛,我笑骂他钻空子。

“那你这次为什么还要回来,明明我们两国已经断绝了交往。你再听听村民是怎么叫你的吧,老毛子。”我摁灭了烟头,有些惆怅地打着趣。

“那不代表我们个人之间的交往是断绝的啊。”他
理直气壮地跟我讲,“我们是意识体,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而且除去这些,我们的爱难道不是从几十年前就诞生在战争年代中了吗?”我快速地挥拳,他稳稳接下,“谁他妈跟你爱了?我绝不想见到苏联第二次。”他仍旧笑嘻嘻地,就好像我初次见到他的那样,“我们可以从最基础的来。就当做我们都还是人类,那个初遇的时候。”

我如愿以偿地在雪地里揍了他一顿,打完后眼眶青了的却是我。我们躺在江边开怀大笑,笑的是过去的战争还是过去的故事我不清楚,但是我心中的确有个结就那么打开并且消失了。

在那个冬天,1941年,我和他相遇。

这就是我和他分分合合却干脆直爽的感情,而直到现在我们还始终如一。

【第二部分完】


*摘自《暮色中的炊烟》 迟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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